"1.2"

《全球通史》为什么如此成功？

对此，无数人可以说出无数理由，但没有人能绕开全球史观这一核心议题。

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

诚然，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曾起到凝聚国家、抵抗压迫的重要作用，不同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反应着其独特的来时路，并间接塑造了如今的国际关系。在本文中，我无意对任何“主义”做出主观评判（当然神秘主义除外），但是近日来，“皇汉”和“满遗”的极端民族叙事铺天盖地，实在令人厌烦。不论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这片广袤的土地曾被许多民族统治过，但此历史事实无法推出这种统治的正当性，更无法推出某民族应该继承这一统治的现实主张。中国近代史的矛盾显然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并不是满汉矛盾。我看，民粹主义就不必抬头了。

《红楼梦》真的不是反清复明的檄文！

《全球通史》摒弃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的阐释方法，如“古代—中古—近（现）代”的三分法，而是将人类历史的演进以1500年为分界线，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这是因为，1500年前后大航海时代来临，就此，全球化的序幕拉开。需要提到的一点是，在该时间节点，虽然文艺复兴携人文主义也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不应将其作为划分依据之一，否则又会落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除此之外，本书并没有设定任何“标准”来评价世界各地的历史进度。对此，有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此赘述这些观点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想特别提到：我反对迈克高希用“表意文字发展为字母文字”来划分历史阶段的观点——毕竟汉字是表意文字，我个人并不认为它的发展不够完善。表意变为表音的确是文字发展的主流路径，例如由埃及象形字母演变出腓尼基字母，进而到希腊字母、拉丁字母。但这显然并非必然，如前所述，汉字就是巨大的反例。那么以此为由做划分就有其片面性。

言归正传。在我看来，这种全球化叙事还有另外一点对于国内教育的长处。众所周知，三分法是中国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最为常见的阶段划分，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世界历史体系。它试图把整个人类历史嵌入西方设定的框架中，自然就将中国历史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学生不得不按照两套时间线来理解历史，这导致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无法清晰地将二者一一对应。而这本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作者将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相比较时，提出了许多有趣的观点。例如：他提出，中国在种族和文化上的统一性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这是我当时在原书所做的批注：

表面上，是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的伟业的结果，但窃以为一定存在某种客观的（或许是地理上的）原因，决定了这一点——即权力的“天人合一”。

2025.3.15

而现在，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思考有了相对更深一步的进展，留待其完善时再于后文补充。

在其序言的最后，刘德斌提到，我们依然在用别人的模式理解我们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历史。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谈“文化自信”，窃以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着眼于增强自己的主体性，而非万圣节圣诞节等形式主义皮毛。

"1.3"

如上文，刘德斌教授研究当代国际关系，于是其文字无不强调着《全球通史》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古为今用的意味十分浓厚。而高毅教授作为历史系专业的学者，所撰的序言则更像是对全书的摘要，个人观点淡薄。

他重申了作者在前文提及的，人类的核心问题已经从“由殖民地革命凸显的第3世界平等发展权”转向“现代科技的负面影响”这个观点。那么，先前的问题难道已经消失？相反，它还在愈演愈烈。甚至，本人对于这个核心问题究竟是否完成转变都要持怀疑态度。试问谁能看到大国政治的尽头。

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4.3%，即400亿美元左右。如此大的年增长率使得美国除能进行国内的社会改革外，还有可能拨出大笔大笔的款项支持穷国的发展。由于其他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长率，今天，改善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可实现的目标。

这是本书旧版本（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的一段话。然而，30年后出版新版本时，作者恐怕实在不能如此乐观。高毅对此的评价用词十分精准：这是一番“浮想联翩”。实际上，类似的言论在新版本中确实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对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此处指二战后的技术突破，国内更多称其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种种消极影响的令人沮丧的描述，包括第三世界经济恶化，贫富差距扩大，以及众所周知的生态问题。

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对未来满怀希望。这本书试图展示人类社会从茹毛饮血的远古、经由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迈向如今日新月异的工业文明的进步历程，饱含启蒙主义气质——当然，这没什么不好，这才是所谓“全球史”该有的精神。全球通史意在写“文明史”，而非政治史，民族国家史。

高毅还提到了这样的观点。

作者对使用全球性的“世界文化”这样的词似乎有些顾虑……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情况是：“现代文明”或“工业文明”这种本来应该成为本书主要关键词的词汇，作者好像也不大敢用……作者在现代文明理论上的这种畏缩躲闪，与他在谈论“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的巨大潜力”时的那种眉飞色舞，显然不大合拍。

他认为这件事源于斯塔夫里阿诺斯仍然带有西方中心论的余毒，认为其忽略了“广大东方民族对欧洲三大革命的诸多重大贡献”。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本书的理论未免前言不搭后语。作者真的会犯这样的错误吗？尚未读完全文，暂不予评价。